懸浮照背后的“懸浮政績觀”
郝洪
一個社會，巨大的正能量最應該來自驅動它運轉的各級政府
10月31日，云南昭通政法委以一封公開致歉信，回應“PS送錦旗圖”事件。該致歉信說，“由于把關不嚴，審核不力，刊用了一張經電腦合成的照片，造成了不良影響”，“我們將吸取教訓，改進工作作風，杜絕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
改進工作作風能否就此杜絕類似“PS送錦旗圖”事件，很讓人存疑。因為這并不是工作作風出了問題，而是為政理念上出了岔。PS送錦旗圖給誰看呢？向領導要表揚？還是問民眾討喝彩？
在昭通“PS送錦旗圖”之前，有河南嵩縣領導“懸浮”考察照事件、四川會理“飄浮”視察公路事件，至于四川樂山用消防水槍營造“領導冒雨視察工作”，則超越了PS圖片時代，進入“先進的”影視特效階段。雖然當事各方事后總是以“被懸浮”、“被PS”抑或是“拍宣傳片”等理由開脫，但對政府形象的損害是顯而易見的。
錦旗PS出的不是政績，而是巨大的負能量。以為“懸浮”一下不算什么事的想法，在憑一個微笑就能查出“表叔”的今天，無異于自欺欺人，更何況，這背后極可能是“懸浮政績觀”在作祟。而只要被公眾發現造假，即使有“技術差錯”、屬“臨時工”所為，公眾的反應也遠不只是沮喪、失望，而是反感、憤怒、高度不信任，甚至出現“塔西佗陷阱”，導致政府部門就算是說真話、做好事，也會被認為在說假話、做壞事。一個負能量就能抵消十個正能量，這方面，不少地方都有過深刻的教訓。
轉型時期的社會尤其需要正能量。我們是擁有正能量的，“最美司機”、“最美鄉村教師”、“最美警衛戰士”，那些溫暖社會的平凡善舉，凝聚成巨大的正能量，激勵社會積極向上。但是，不應該將正能量僅僅寄望于平凡人物的精神閃光。一個社會，巨大的正能量應該來自驅動它運轉的龐大機構——各級政府，尤其是與百姓關切最密的基層政府的執政思維、執政方式、運轉機制。
近來，地方財政預算公開、優化組織結構、破除部門利益等改革；在問責制上的實踐，鄉村自治上的探索；在政務信息公開上的突破；在網絡問政、微博問政方面的積極推進等，無不是向社會輸送、傳遞著正能量。這樣的正能量多了，才有助于凝聚人心，重樹信心，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正能量是實實在在做出來的，不是秀出來的。轉型社會發展面臨各種各樣的熱點難點，關心民情、關切民生、關注民意，轉變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應是各級政府的執政目標。如果只會在變換政績注水方式上、提高政績造假水平上動腦筋，PS出一堆技術拙劣、充滿黑色幽默的“政績秀圖”，怎么做到對上對下負責？而如果以為只報喜不報憂就是傳遞了正能量，又和“PS送錦旗圖”的行為有什么本質區別？
從根本上杜絕“PS送錦旗圖”這類事件，必須杜絕“懸浮政績觀”。
誠信男孩“震驚”了什么
李泓冰
托舉向善的力量，不能全都往“社會”身上一推了之，這是每一個公民必須面對的考題
江蘇揚大附中學生徐礪寒估計沒有想到，他在放學途中不慎弄壞了他人轎車后視鏡后留下的那張道歉及賠償聯系的小紙條，會令車主“無比感動”和“極度震驚”，并引來一連串感人的后續：被撞車主感動之余主動不讓徐礪寒賠償；一家修車行表態愿意免費為受損車主修車；網友們紛紛感慨，在這個孩子身上看到了美好……
細看大家對此事的感嘆，如出一轍，都覺得男孩的誠信彌足珍貴。現實中我們時常面對的窘境，是互信的缺失，是對陌生人留個心眼兒，是對各種商品、各種服務的疑慮重重，是可能的肇事逃離和得理不讓人，更有似乎隨處可見、一觸即發的爭執和吵鬧。我們無奈地要成為各種“專家”：要學會驗證陽澄湖大閘蟹的“金毛銀爪白肚皮”，得掰開月餅學會辨認餡子是否隔年，去修車必須認明修車鋪子會不會以次充好……
缺乏誠信，人們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維護商業信用、保證正常運轉。我們會為了一點小事，跑遍許多部門，展示諸多證件，填寫無數表格，來證明自己的清白。更不消說，我們還在為誠信缺乏付出的高昂精神代價，要為修復國家形象做更加艱苦的努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中學生的赤子之心便更顯得珍貴。
在經濟急劇增長、城市不斷擴張中，曾經倚仗熟人社會道德壓力來規制行為的文化傳統正遭受挑戰，誠信危機在不斷挑戰國人的承受極限，也彌漫到我們身邊的所有領域：從學術腐敗到食品安全，從能不能扶摔倒的老人到小學生的家庭作業是否家長代勞……在情感約束越來越少的“陌生人社會”里重建道德規范，雖然艱難但勢在必行。徐礪寒的誠信舉止，更大的意義是讓我們看到了希望：下一代正在告訴我們，“誠信”二字有重塑的可能。
一些城市，比如上海，已經把“誠信”二字，鄭重寫入城市新的價值取向。確實，誠信不光關乎道德，也關乎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的競爭能力。西方學者福山在《信任》一書中說：“一個國家的福利及其他參與競爭的能力取決于一個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會本身的信任程度。”
事實上，我們已經洞悉誠信之于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性。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鄭重提出“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國務院也早就大力推進“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然而，托舉向善的力量，我們不能全都往“社會”身上一推了之，這是每一個公民必須面對的考題——碰到需要負責的事兒，我們能否像中學生小徐一樣，恪守誠信，勇于擔當？
減少蛀蟲的生存空間
富子梅
要下大力氣拒腐防變，減少甚至杜絕“房叔”這類蛀蟲的生存空間，就是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
一個多月前曝光的廣州番禺“房叔”事件傳來最新進展：番禺區城管分局政委蔡彬涉嫌受賄一事已移送司法機關，進入司法程序。
從10月初蔡彬被網絡曝光全家擁有20多套房產，“房叔”進入公眾視野；到該消息得到番禺區有關部門證實，“房叔”被停職；再到廣州市紀委及時跟進，立案查處，將“房叔”雙規…… 回望“房叔”落馬這一個月來的過程，讓人深思。
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老百姓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一直在下大力氣解決。僅從這十年來看，查處的大案要案，力度實屬罕見，成績有目共睹。然而，貪腐問題在一些黨員干部中仍然存在，拒腐防變任務仍然相當嚴峻。
回到“房叔”事件。或許，這個樣本正可以為如何“下大力氣解決”提供一些新思路。
我們常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現在看來，這個“天網”里加入了另一張實實在在的網——互聯網。由網絡曝光而被拉下馬的貪官，“房叔”不是第一個，肯定也不會是最后一個。網民自發編織的網絡監督之網，在反腐倡廉、陽光政務里顯現越來越重要的力量，拒腐防變的“人民戰爭”特點越來越明顯。網民曝料—相關部門跟進查處，這啟發我們，緊緊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借力新技術、新渠道，會使反腐的力量更加強大，發現的速度更加迅捷，進而使貪腐的空間更加狹窄。
然而，“房叔”這么多套房子多年隱而未發，也暴露出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現有規章制度仍待完善。如果網民都能輕易查到房叔20多套房子的事實，那財產申報的真實性如何保障，值得深思細究。有報道說，“房叔”在2011年和2012年的財產申報中，聲稱自己和兒子各有一套房產。這是不是說明，此前有關部門的所謂核實、審查根本就是一紙空談？
“房叔”折射出的權力監督問題，更應引起高度重視。近些年來查處的一些大案要案，出現了大金額案件多發現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就與反腐敗制度的漏洞、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有很大關系。權力一旦少了約束，后果堪憂。
從某種意義上說，要下大力氣解決拒腐防變的問題，就是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讓權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里運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只有這樣，才能大大減少“房叔”這類蛀蟲的生存空間。
“古城熱”切莫丟了文化魂
聞白
文化建設需要防止不計成本、不講實效、盲目跟風
即使你不是一個對城市改造十分敏感的人，蔓延各地的拆舊和仿古熱潮也足以令你側目。據學者的最新統計，全國有不少于30座城市欲斥巨資重建古城，如我們風聞過的開封千億元重塑汴梁城、昆明220億元打造古滇王國、山東聊城古城改造……
某種意義上，“拆舊”與“仿古”構成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看似矛盾卻又并存的兩大典型現象。拆舊，是因為舊的文化遺存“擋”住了城市發展腳步；仿古，則是希望從傳統文化資源中尋求發展契機。破與立之間，折射出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許多文物保護專家對這種“大拆大建”有過擔憂和提醒。在他們看來，如果把積淀了深厚文化底蘊的舊城僅僅當作改造對象，而不強調實施保護、有機更新的一面，是一種觀念錯位、“最沒文化”的表現。將一片片歷史街區夷為平地，一座座傳統民居無情摧毀，然后仿建出一條條復古商業街，不但會造成城市文化空間的破壞、歷史文脈的割裂，而且導致城市記憶消失，最終形成千城一面的平庸景致，令人扼腕。
值得關注的是，和過去修建一個仿古建筑相比，現在的古城重建，多為城市的重大決策項目，動輒百億千億元投資、幾千畝占地，涉及眾多文物保護和百姓搬遷，影響城市未來發展布局，因而爭議更多。而最大焦點在于，一些重建項目只是打著與文化相關的旗號，背后是經濟利益和政績工程的驅動，缺乏文化之魂，片面地用浮華形式、簡單符號來進行文化建設，最后當然是南轅北轍，拆了真古董造了假古董，淪為笑柄不說，更成為一種政績泡沫，造成“政府立項，百姓埋單”的嚴重后果。
應該承認，在不破壞文物的前提下進行一些重建、仿建未必是壞事。“古城重建熱”在某種程度上也與全社會的文化發展熱情，甚至是渴望進一步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傾向密切相關。有專家就認為，中國已經進入到充分利用文化遺產、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的時期，利用文化遺產來發展經濟、刺激旅游成為顯著特征，也應成為一種可持續發展趨勢。但如果有“體”無“魂”、有形式無內涵，就難免遭遇市場和公眾的雙重否決。比如你爭我奪的名人故里之爭、大而無當的文化景觀等。在文化建設成為“五位一體”重要一極的今天，任何不計成本、不講實效、盲目跟風的偽文化行為，不但不能為人民帶來福祉，而且有可能帶來社會建設、生態建設方面的問題。
我國仍然處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文化名城名鎮、歷史街區和古村落等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城市發展間的博弈協調，注定將長期存在。百姓并不反對城市舊貌換新顏，也樂見城市科學發展，只是這“新顏”也需要有歷史的基因、文化的擔當，讓人們能夠找到城市的記憶與未來。破解城市發展中新與舊的難題，需要更多的因地制宜，需要對文化的真心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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