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太高，當使其可從。
【譯文】當責備別人的過錯時，不可太嚴厲，要顧及到對方是否能接受，不要傷害對方自尊心；當教誨別人行善時，不可以希望太高，要顧及到對方是否能做到。
【解說】中國有句完全值得貢獻給世界的名言：“惟恕平情，惟儉足用。”儒家強調人際關系上要講一“恕”字，對人不可太苛太嚴，尤其對別人的過錯，要有一種寬厚的態度。在批評別人時，要照顧到別人的情緒和接受能力。教誨別人，要使人“如沐春風”，和風細雨，徐徐而來。五七年反右和六八年文革，好多知識分子對于當時流行的“深揭狠批”非常不適應，幾十年后仍然耿耿于懷。根本原因在于那個特殊時代處理人際關系的方法違背了中國文化的“平恕”傳統。
【例解】輕徭薄賦稅 解民眾苦難清初，由于經過長期的戰亂，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耕地大量荒蕪，農民死亡逃徙，全國各地呈現一片荒涼蕭條的景象。據當時的記載，直隸南部“一望極目，田地荒涼；四顧郊原，社社煙冷”。山東“土地荒蕪，有一戶之中，止存一、二人；十畝之田，止種一、二畝者”。河南，“滿目榛荒，人丁稀少，幾二十年矣”。湖南、兩廣等地，“彌望千里，絕無人煙”。四川也是“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在這種情況下，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極端困苦，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形勢嚴峻地擺在清統治者的面前。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要緩和階級矛盾，安定人民的生活，以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進一步竭澤而漁，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不僅不能穩固自己的統治，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因為廣大農民已在死亡線上掙扎，根本不可能取得明末統治者那樣大的剝削量。清統治者從明朝的滅亡中看到，苛重的剝削是造成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盜賊隨在生發，屢圖剪撲，卒不得其要領”。“收拾民心，莫過于輕徭薄賦”。“行蠲免，薄賦斂，則力農者少錢糧之苦，而從逆之心自消”。因此，采取了“輕徭薄賦”的政策。這對當時的清統治者來說，是鞏固政權的唯一途徑。康熙皇帝曾就“輕徭薄賦”政策講過這樣一句話：“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朝廷恩澤不施及于百姓。將安施乎?”這句話可以反映出清朝最高統治者在嚴峻的形勢面前的清醒認識。從順治元年(1644)七月開始，清政府根據各地的不同情況，分別減免田賦，或全免，或免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有免一年、二年或三年不等。同時，攝政王多爾袞下令免除明末最苛重的三餉加派：“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買糧料，名為當官平市，實則計畝加征……明是三餉之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為枇政。”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并規定，賦稅征收以萬歷初年《賦役全書》所載為正額，其余各項加增盡行免除。為了確定征收賦稅的依據，避免地方官任意加增，順治三年(1646)下令重修《賦役全書》，于順治十一年(1654)完成。從該書規定的數額看，清朝對農民的賦稅征收要比明朝明顯減輕。為了使農民自己知道所交錢糧的數目，以防胥吏從中舞弊，清政府于順治六年(1649)頒刻“易知由單”。單由開列各州縣應征本折款項，共計起運若干，存留若干，每畝應征銀米數目等，將單當眾散給，收取本人親筆領狀。如有單外多征者，準許告發。此外，又將應解漕糧改為“官收官解，不得仍派小民”，從而免除了部分解戶的賠累之苦。由于順治及康熙初期，清政府對抗清力量進行軍事鎮壓，局勢尚不穩定，因此，“輕徭薄賦”政策雖然實行，但收效并不十分明顯。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三藩、收復臺灣之后，社會秩序穩定，這一政策才見成效。康熙帝對蠲免賦稅十分重視，認識到：“政在養民，蠲租為急。”康熙初年以后，除水、旱災照例全免外，大體“一年蠲及數省，一省連蠲數年”，至康熙五十年(1701)始，又實行“輪蠲”，即將全國各省分為三批，每三年輪免一次。當年，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云南、貴州等九省，“漕項”除外，免征“地畝銀”、“人丁銀”、“歷年舊欠”等三項，共免除銀九百五十六萬二千五百兩有奇，據戶部統計，康熙元年至四十九年，蠲免錢糧“已逾萬萬”。清初，特別是康熙年間推行的“輕徭薄賦”政策，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對安定人民生活，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康熙以后，全國耕地面積擴大，人口增長，均與這一政策有一定的關系。可以說，這一政策的推行，為清朝前期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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