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效率也是正義保障
鄭直
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日前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除去完善立案程序、增加公益訴訟規定、推進裁判文書公開等諸多亮點之外，法律修改更加注重了法院快審快裁、案件繁簡分流。
依據草案，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審理標的額人民幣5000元以下的民事案件，實行一審終審；審理簡單的民事案件時，可以用簡便方式傳喚當事人、送達文書、審理案件；對簡單民事案件以外的其他民事案件，當事人雙方也可以約定適用簡易程序。
如此修改的立意，顯然是要進一步完善簡易程序。針對民事訴訟中不少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簡單民事案件，現行民訴法規定可適用簡易程序。在這一規定基礎上，法院得以將案件繁簡分流，“繁者更繁、簡者更簡”，進而投入更多精力到重大疑難復雜案件中，以應對案多人少的困局。
這也是世界法治趨勢所在。現代社會轉型，“訴訟爆炸”是一個普遍表象。要追求司法公正，嚴苛的程序固然必不可少，但正所謂“遲到的正義即是不正義”，高效的司法裁判也不可或缺。
從法治成熟國家的經驗來看，在不損害公平正義的前提下，適當簡化民事訴訟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是值得推進也勢必推進的一項改革。我國現行民訴法對簡易程序的規定非常簡單，但司法實踐中卻予以較大規模適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曾透露，由于案多人少矛盾突出，50%至80%的民事案件基層法院都在適用簡易程序。面對這樣“不得不為”的現實壓力，法律必須及時作出回應。
當然，如何規范、完善簡易程序，還有待立法者審議。比如，對簡易程序宜盡快作出更加具體的規定，但建立比簡易程序更簡的小額訴訟制度是否十分必要？退一步而言，標的額5000元對不同發展程度地區有著不同意義，這個“一刀切”的數額是否妥帖，也可以商榷。
對于放開“當事人約定適用簡易程序”這個口子，還應有更細致的配套規定，否則簡易程序存在被法官濫用的風險。一些案件若在“簡易”的名義下被快審快裁，失去了必要的程序保障，對當事人無疑是傷害。這樣危及公平正義的司法效率，不要也罷。
從司法實踐訴求來看，當務之急是完善案件的繁簡標準和分流規程。現行民訴法對簡易程序適用條件有所規定，但立案時往往不易掌握。繁簡不能真正分流，才導致簡易程序隨意適用，甚至兩種程序來回交叉，司法資源和司法公信力同時受到損耗。這種與立法初衷相違背的狀況，不容忽視回避，還應盡早溯源治本。
高考善政慎辨副作用
王金濤
針對社會上“取消高考戶籍限制”的建議，教育部有關負責人10月25日表示，一個由多方面專家組成的專門工作組，正在研究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高考等改革涉及的重要問題。
高考戶籍限制，被視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城鄉剪刀差留下的一個怪胎，妨礙著教育公平乃至社會公平的實現。但因其牽涉的利益較廣、影響面大，改革步伐一直鮮有進展。此番聽聞有關部門已經調配人手開啟研究，無疑帶給人“破冰”的希望。
在這樣的時刻，更應充分估計此項改革的難度，避免善政半途而廢。筆者認為，一個容易出現的問題是，一些擁有既得利益的地方，可能會夸大改革的副作用，以圖延緩甚至停止改革。
比如，一些特大城市可能提出，取消高考戶籍限制，將使越來越多的外地學生及其親屬涌入當地，增加城市人口密度和社會管理難度。這種說法看似有理，實則不然。從目前單個省市戶籍制度改革的情況看，在城市化進程中，在一個區域內放開城鄉戶籍流動限制，并沒有出現大批農村人口魚貫進城的可怕局面，甚至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較高，包括一些大中專學生在內的許多人依然選擇在村鎮就業、生活。
一些特大城市可能還會擔心，取消高考戶籍限制，會影響當地的高考升學率和教育質量，進而引起當地居民不滿。筆者認為，長期以來，特大城市的戶籍附加值——更好的教育質量、更高的高招錄取比例等，已經成為區域教育不公平的一個表征。顯然，如果維持現狀，教育不公平的局面勢必愈演愈烈；如果堅決改革，確實會在一段時間內損害當地居民的利益，但長遠來看，解決各地教育資源配置不夠均衡、生源數量與高等教育資源不對稱等問題，恰恰是實現教育公平的重要目標。
換言之，如果孩子在哪里接受教育、在哪里參加高考都大致一樣，那么教育公平才能說真正實現。或許也只有到這個時候，才能真正避免一些家長為了讓子女享受特大城市的教育質量、高招優勢等，寧愿頭破血流、傾其所有，也要求得一個特大城市戶口的情況。
還應看到，取消高考戶籍限制，需要同時取消一些特大城市的招生特權，即不能這邊取消戶籍限制，那邊又增加高校招生指標，用另一種方法維系教育不公平的存在。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改革就會成為夾生飯，就會再度引起公眾不滿。在此問題上，宜早下決心，以壯士斷腕之勇打破地方利益堅冰，為實現社會公平奠定更為牢固的基礎。
反腐防止“四化”新趨向
胡錦武
本刊記者近期走訪吉林、江西等地調研時發現，在重點領域反腐中需防止“高官化”、“巨額化”、“群體化”和“期權化”等趨向。
從防止“高官化”趨向看，吉林省人民檢察院反貪局綜合處處長張昕指出，通過近幾年檢察機關查處的腐敗案件，副廳級以上干部占有較高比率，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跡象，特別是重點領域須警惕腐敗“高官化”。在江西省國土系統腐敗群案中，4名在職副廳長中有3人落馬。原副廳長陳愛民和許建斌均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原副廳長李江華被判處無期徒刑，令人警醒。
從防止“巨額化”趨向看，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處副處長吳國強表示，目前，查處的案件，涉案數額大，少則百萬，多則數千萬。吉林省政府教育督導團原總督學于興昌去年被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法院判處無期徒刑。于興昌在任吉林省教育廳副廳長、省政府教育督導團總督學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受賄953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1086萬元。
從防止“群體化”趨向看，長期關注研究重點領域腐敗現象的江西省政協常委李季仁認為，如今一些地方的重點領域發生腐敗“窩案”、“串案”，對這樣的傾向應引起高度重視。在江西省某監獄內，因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的周某告訴本刊記者，他曾任江西一所大學新校區工程建設副總指揮兼基建處處長，與他一同被判刑的還有審計處處長、財務處處長、采購中心主任以及基建處副處長等多人。
據了解，在吉林省已辦理的案件中，多頭行賄、多頭受賄案件所占比例逐漸增大。以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為例，近幾年查辦的醫療系統賄賂案件中，就有一些窩案串案。在查辦延邊益康醫療有限公司行賄案件中，連續查處了延邊婦幼保健院院長、放射科科長、藥局主任、主管會計等受賄系列案。
從防止“期權化”趨向看，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員傅大中指出，通過研究發現，“長期投資”型的賄賂在逐漸代替赤裸裸的“短平快”型行賄受賄。行賄者為了謀求利益，進行長期鋪墊，以“放長線，釣大魚”，并以此掩蓋錢權交易，而且這種“期權化”現象有逐步蔓延態勢。原在吉林省安全生產監督系統任要職的王某，如今在吉林省長春一所監獄服刑。他對記者說：“我有現在的悲慘下場，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一些單位和企業的負責人先是交朋友，在一起吃喝， 然后他們以朋友名義送一些禮品、購物卡，慢慢地5萬、10萬也都敢收了。”
這種“期權化”滲透危害性大，如果官員不堅守廉政底線，就容易因此而走向深淵。
歐盟最終選擇了一體化
張健
10月26日，歐元區領導人在經過11小時的緊張談判后，最終就希臘債務減記、擴大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規模、銀行資本重組以及問題國家的結構性改革等一攬子方案達成一致。
關于希臘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在德國總理默克爾等歐元區領導人的強大壓力下，代表希臘私人債權人的國際金融協會最終同意將持有的希臘國債對半減記，也就是說，銀行持有的希臘國債票面價值將縮水50%。據估算，希臘因此減輕1000億歐元的債務，到2020年時，希臘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目前的160%降到120%。
在增加歐洲金融穩定機制的火力方面，法國也最終同意德國的方案，即不再增加德國的資金擔保規模，不得使用歐洲中央銀行的資金，而是通過杠桿化處理擴大其規模，即歐洲金融穩定機制不直接進場購買意大利等問題國家的債券，而是為購買這些國家新發債券的投資者提供違約保險，這樣就可以擴大這一穩定機構的資金規模4到5倍，達到1萬億歐元(1.39萬億美元)。
從歐盟和歐元區三天內兩次召開峰會，以及峰會通過的救助歐元區國家新方案看，歐元區國家領導人在國家利益、個人政治私利以及歐元區整體利益的沖突和博弈中，經過反復權衡、痛苦抉擇，最終還是選擇了“抱團”和一體化。
一方面，歐盟內部分歧在加大，包括歐元區國家和非歐元區國家的矛盾，德法之間的矛盾，以及南部債務國與北方債權國之間的矛盾等等，最近都有新的發展。各國民眾對本國政府以及相互之間的反感甚至敵對情緒也有所上升。這些都是制約歐元區出臺“強有力”危機應對方案的制約因素。
但從另一方面看，歐盟特別是歐元區國家仍有解決債務危機以及避免未來債務危機再次發生的政治意愿。德國是歐元區內最大經濟體，也是信譽最好的國家。德國的政治意愿將決定歐元區的走向。盡管德國政府內部及民眾反救助聲音加大，但從2010年主權債務危機發生以來，德國從反對救助希臘到一步步加強救援力度，深化歐元區經濟合作，包括同意歐元區國家領導人峰會機制化等等，均顯示了德國對歐元的重視及維護歐元區穩定的決心。26日峰會前夕，德國議會以壓倒性票數通過了授權默克爾總理救助歐元區的談判方案就是一例。盡管德國要求新方案不增加德國對EFSF的擔保額，但德國議會同意對EFSF進行杠桿化處理，實際上是讓本國納稅人承擔了更大的風險。德國和歐元區其他國家命運已經緊密聯系在一起，歐元區無論以何種形式分裂或解體，都將對各國造成難以估量的政治和經濟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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