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
王仁貴
持續至今的房地產調控已經產生積極效果。從全國來看，不但房價回落的城市的范圍進一步在擴大，而且一些一線城市的中心城區的房價也出現下降的勢頭。
行百里者半九十，從歷次房地產調控的經驗來看，這個階段也是房地產調控的“膠著”時期。慎防一些房地產企業提前“叫疼”，警惕一些地方過早營造“調控目標已經完成”的輿論場；堅定調控決心，維護調控的相對穩定和連續性，已成為這一輪房地產調控時下的關鍵抉擇。
應該看到，對房地產的調控，中央的決心十分明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促進房價合理回歸，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座談會強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既關系民生，也關系發展。要加大資金投入，落實土地指標，確保按時開工、精心施工、如期竣工，確保工程質量和分配公平。要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繼續抑制投機、投資性購房需求、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給，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這也有利于推進城鎮化進程。
在外界看來，為應對調控，一些房地產開發商形成了某種“價格同盟”。在這一輪房地產調控階段，需要維護房地產調控的預期不被干擾，才能取得自上而下的目標成效。近來，某些房地產企業的代言人頻頻出來發聲，比如蓄意夸大房價下降幅度，或是給出一些不切實際的預測，試圖影響調控松綁。
確實，一些城市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出現了資金壓力，有的房地產開發商開始在產權市場轉讓股權、債權，出售房產、在建項目等實物資產。這一方面反映房地產市場正在發生變化，通過結構調整，產權重組，形成優勝劣汰；另一方面，這類需要大量資金的項目被迅速接手，也反映出在一些地方，房地產行業的“吸金”效應還很明顯。有的觀察家一味強調房地產行業利好，避行業洗牌風險而不提。如此下去，不利于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將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房地產行業依然大有可為。然而，也應認識到，經濟發展決不能過度倚重房地產業。房價畸高、充滿投機氛圍的房地產業，玩的只是擊鼓傳花的高風險游戲，其所帶來的危害并不僅僅是雞蛋最終破在誰的手里誰倒霉這么簡單，真正受損的是整體經濟。
從這個意義上，房地產專家也好，經濟學家也好，需要從國家經濟整體運行的大局出發，不能罔顧事實，更不能為某些開發商所利用，成為其傳聲筒。
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是基本功
阿源
歲末年初，雙節接踵。各級干部既要抓緊送溫暖，還要總結好2011年的工作，制定好來年的規劃，工作千頭萬緒，忙得很。但千忙萬忙，問政于民、問計于民、問需于民不可忙丟了。
進入2012年，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各級領導干部要按照中央的決策部署，把各項工作抓實抓好。
民之所欲，政之所出。時刻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時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掛在心頭，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些是黨中央所反復強調的，是對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具有的基本要求。這些要求的實質，就是領導干部要真正踐行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在當今的信息時代，資訊發達，互動十分便捷。于是，網絡問政、微博問政、網上問計或問需等等，各種新的聯系群眾，與群眾互動的傳播新方式方興未艾。問，并不難，問，總比不問好，但這么問，能否全面問出實情，問出實計，問出真需，恐怕得細琢磨一番。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說，設計再科學的調查問卷，都有可能或因為問卷設計的傾向性，或樣本人群的比例失真而使調查結果與實際有距離。把問政、問計、問需落到實處，需要發揚優良傳統和作風，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面對面、心貼心地進行溝通交流。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一大法寶。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看群眾高興不高興，擁護不擁護，滿意不滿意。在利益多元化今天，各級領導干部尤其需要抽出時間，廣泛直接深入地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找出人民群眾利益的共鳴點。對于人民群眾合理而現實經濟條件可以辦到的實事，就要抓緊落實。對于一些盡管訴求合理，但現實條件一時難以實現的愿望，也向群眾把具體情況講清楚，求得群眾的理解。
密切聯系群眾，把人民的意愿作為推進工作的重要依據，還是得到群眾中去實地走一走，看一看，問一問，并且需要從制度上作出明確的規定：大政方針的整個決策過程，如何確保民眾制度化有序參與；具體執行之中，如何制度化地暢通民意表達渠道；如何判斷群眾的滿意度，并視情作出具體修正調整。一句話，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是基本功。
治上市欺詐先除地方保護
荊棘
日前，云南綠大地公司欺詐上市案一審判決，該公司被法院查明虛增稅收上市、造假圈錢3.46億元，但判罰僅400萬元，被告全部緩刑，引發輿論熱議，焦點直指法院量刑是否過輕、判決是否有失公正。
回顧中國證券市場20多年的發展歷程，監管層一直在加強證券市場違規違法行為的治理，近年來尤其呈現為高壓打擊態勢。令人遺憾的是，一方面類似欺詐上市案件仍然層出不窮，另一方面一些基層法院對待上市公司違法違規案件頻頻“手下留情”。此次綠大地公司甚為典型。
從公開的情況看，類似該公司欺詐上市的犯罪行為，對社會危害性很高，妨害了我國證券發行的正常秩序，違反了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其犯罪性質、犯罪情節很惡劣，欺騙證監會和投資者，募集大額資金，又持續造假犯罪，應從重處罰。
如果法院對此類案件的處罰“高高舉起，輕輕落下”，使得違法犯罪的收益和所付出的成本明顯不相稱，無疑會助長此類犯罪的氣焰。事實上，證券市場20多年，為什么有的公司到現在還敢明目張膽地造假，就是因為證券市場違規違法行為所受處罰都較輕，收益很大，成本非常低，法律的威嚴流于形式。
為什么會出現眾多“手下留情”？從綠大地公司一案中可以看到，從證監會的調查報告，公安機關的調查結論，到檢察院的起訴書，再到最終法院的判決書，被告的罪名逐次減少，原來的偽造、變造金融票證、偽造國家機關公文、公司印章等罪行都消失了，就連檢察院認定的違規披露信息罪也不見蹤影。甚至涉案被告人剛好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恰恰符合緩刑條件，讓人感覺地方法院之“用心良苦”。
一個時期以來，由于企業上市帶來大額募集資金以及可以增加地方稅收等，推動企業上市也是一項重要政績，地方政府往往為企業上市一路開綠燈。特別是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地方更有動力推動企業登陸資本市場。所以，一些證券市場違法違規案件發生后，隨處可見地方保護的影子：上市前，幫助“帶病”過關；案發后，動員各種資源護丑，甚至干預基層司法“從輕從寬”處理。比如，在綠大地公司案發前后，有關地方領導的確也曾多次赴京為綠大地說情，公安部門對被告人的批捕方案也曾數次被地方駁回。地方政府提供各種便利幫助企業上市值得鼓勵，但如果對欺詐等犯罪行為置之不理，甚至縱容，就成了赤裸裸的利益驅動包容造假。
從這個意義看，如果不能真正解決地方利益保護導致包容造假問題，治理上市公司欺詐案件，維護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就不可能真正實現。
日放棄“三原則”欲意何為
孫建紅
2011年12月27日，日本召開安全保障會議并向內閣會議報告后，發表題為“防衛裝備品等海外轉移標準”（簡稱“標準”）的內閣官房長官講話，實際上是放棄“武器出口三原則”（簡稱“三原則”），這引起人們的關注。
1967年，佐藤內閣提出“三原則”，即不向社會主義國家、武器禁運國家、國際沖突當事國出口武器。1976年，三木內閣提出，對這三類以外的國家也不應出口武器（包括生產武器的設備和技術），實際上禁止出口任何武器和技術，“三原則”正式形成。因與他國聯合研發軍工技術、生產武器將導致技術和武器出口，也被“三原則”禁止。其基本精神是避免日本的武器或技術威脅國際社會和平穩定，因此“三原則”成為日本“和平國家”的某種象征。
遺憾的是，此后日本多次放松“三原則”。1983年，中曾根內閣發表官房長官講話稱，基于《日美安保條約》，向美國提供制造武器的技術可以例外。2004年，小泉內閣又把與美國聯合研發、生產反導系統作為例外，但要求美國向第三國出口時事先征得日本同意。
2011年6月，日本同意美國向第三國出口新一代海基攔截導彈（反導系統的一部分）。總體上，迄今為止，盡管日本多次放松“三原則”，但還算尚有節制。
此次日本完全無視“三原則”的基本精神，直接出臺一套研發、生產和出口武器的標準，宣稱它是“一攬子例外措施”，實際上放棄了“三原則”。首先，可單獨出口所有類型武器；其次，可向所有軍事合作國出口；第三，與他國聯合研發、生產武器不再受限。“標準”稱，可與“安全上有合作關系的國家”進行“有助于本國安全的防衛裝備品等的聯合研發、生產”。另外，“標準”同意與日本聯合研發、生產武器的國家在一定條件下向第三國出口該武器，等于允許日本軍工企業與他國軍工企業聯合出口尖端武器。
日本為放棄“三原則”找了很多所謂的理由，如聯合研發、生產武器已成國際潮流，日本可借此節省軍費、獲得尖端技術并振興軍工業，向有關國家提供武器有助于國際社會和平穩定等。但是，日本能自稱“和平國家”的一個因素在于堅持“三原則”。放棄“三原則”意味著日本很難再這么稱呼自己。今后，若日本軍工業將借此迅速發展，大幅提高軍事科技水平，擁有的尖端武器也將增加。在已有日美同盟這一強大保護傘的情況下，日本放棄“三原則”，究竟欲意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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