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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復興，“復興”何事?》

近些年，中國傳統文化呈現出多方位復興之勢。應該說，諸多文化復興的現象代表了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傳統的一種新自覺，深值嘉許。如果我們放寬視線，平心對待歷史，而不僅僅以最近三四百年的成效作為評估的尺度，便不能不承認，中國傳統文化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過去那種全盤否定的態度實應反省。

不過，我們也應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的面貌并不單一，而是充滿了各種異質元素。朱維錚先生在1980年就反復強調：中國并不存在一個“一貫的傳統”。首先，不同時代留下的遺產并不一致，既經累積，又常常混雜;其次，即使在某一特定時代中，不同人群的行為和思考方式也自有特質。即以一個“善”字來說，其內涵固不乏一些超時空的準則，具體表現卻不免流動遷移，不但不同社群各有一套道理，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場合也取舍各異。因此，面對“復興傳統”的呼聲，我們也不能不慎重思考：要“復興”的是什么“傳統”?

據我的觀察，近年最受歡迎的一本傳統讀物似乎是《弟子規》。這本出現于清代早期的童蒙讀物在不少人那里已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誦讀之聲，凡有井水處，無不可聞。這本小冊子當然也有一些不錯的道理，不光是孩童，即成人開卷，也可受益。

但正如書名所示，《弟子規》不過就是一部“小學生守則”。這即使在傳統蒙學讀物中，也是簡陋之作。更重要的是，其中教授的倫理皆是單向的。作者既立意對“弟子”講話，自然多言服從，而不思考“父兄”何為。朱熹討論師弟關系時曾提出所謂“彼此之辭”，即是不要求一方單獨盡責，而以雙方互相負責為條件;其中強勢一方，還應盡首要的責任。比如“父慈子孝”：父先須“慈”，才談得上“子孝”;若以權勢壓人，“孝”字又從何談起?

其實，即使對小小孩童，“服從”也非唯一倫理。若我們承認，一個理想的社會成員，應具有獨立、負責的精神，肯用自己的頭腦思索，富有同理心、想象力和道德勇氣，則《弟子規》一類以培養服從習慣為目的的讀物，實在不無被濫用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無論我們高興與否，今日中國社會面貌早已與傳統社會相距甚遠。新社會要求一套新倫理，它自可從傳統中引申而來，卻必須直面現實，經過一套創造性的取舍轉化，才可將相對定型的“傳統文化”變為具有活潑生命力的“文化傳統”，我們這個民族才當得上“舊邦新命”四個字;否則，不過是為社會平添一份混亂，帶給我們更多痛苦和自卑。這樣的“傳統”，不“復興”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