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史》
中國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顯著特點,便是城市不具備自立的經濟,而與鄉村 間在經濟上是同一的,這種同一性的基礎是,城市在政治上統治鄉村的同時,經濟上依賴鄉村,沒有發展成獨立于鄉村之外的經濟中心。
在整個前資本主義時期,中國城市一如既往地保持著作為帝王—官僚的政治中心—軍事堡壘的基本屬性,無論是天子駐蹕的都城,還是地方大吏主持的郡邑、州治、 縣城,都是按照國家政權的政治—軍事需要修筑起的,城市的結構模式,也是嚴格遵循禮制,如國都一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宮殿置于全城中軸 線上,市場受官府控制,置于宮殿宗廟背后。各地方性城市的格局也仿效都城。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國家政權(中央一級或地方各級)所在地,其主要職能是 實施對全國或地區的政治統治和軍事控制,至于工商業,在宋以前的城市生活中不過是政治的附庸而已。
古代中國城市,無論是都城還是州縣所在地,與鄉村的經濟聯系,主要是單向性的,即城市從鄉村征收貢賦、調集勞役,一般卻較少向鄉村提供產品,廣大鄉村則在 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軌范內生存。國與野、都與鄙、城與鄉之間,政治上是前者對后者的壓迫與控制,經濟上則是后者對前者財富和勞力的供應。這使中國古代城市 不僅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消費性的,城市手工業基本是為官府服務的官手工業。宋以前,中國城市普遍實行市坊一廂坊制,規定各種作坊、商店必須開設在市區某一 街區,交易聚散有時間規定。自宋代開始,城市的經濟功能加強,民間活力日增,限制民間商業發展的廂坊制度被突破,代之以市、集鎮、瓦子等商業貿易場所,出 現《清明上河圖》所展現的那種繁盛的市井社會,城鄉間的雙向物質交換有所發展,有人把這種變化稱之為中國的“都市革命”。然而,直至明清,中國城市作為政 治中心、軍事堡壘的性質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
在包括宋以后的整個古代中國城市,未能擺脫帝王—官僚的直接控制,沒有成為自然經濟結構的離心力量,并始終是其核心部位和統治中心,城市也就不可能提供瓦 解自然經濟的強大動力,而只是無止境地從鄉村掠取產品和勞役。這種單向性的物資流動,只能加劇農村貧困化,使中國廣大鄉間封閉在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 的自然經濟小天地之內。而城市自身,一方面是貴族、官僚依憑盤剝農村而過著膏梁錦繡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工商業受到種種限制,難以獲得健康發展,無 以形成歐洲中世紀城鎮那樣強有力的行會制度。
古代中國的城鄉關系,從國家機制看,城市高高凌駕于鄉村之上;但從經濟看,城市并未能獲得獨立運行的生命機制,不過是農業經濟的附屬物,自給自足的農業經 濟成為鄉村和城市共同賴以存身的基礎。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把傳統的中華文化的主體稱作“農業文明”。中國自然經濟難以解體,社會一再往復交替出現“恢 復—高漲—危機”三階段周期循環而遲遲未邁入新的運行軌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發展迂緩,市民階層晚成,市民文化單弱等等現象,均與城鄉經濟的同一性, 城市遲遲未能形成獨立的、與農村相抗衡的經濟中心,有著不能解脫的內在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