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干部怎樣做到“生活正派、情趣健康”？
2009年04月01日 汪曉東
要加強年輕干部的道德修養，使他們努力成為“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引領者”，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日前在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要求。（人民網）
生活正派、情趣健康——中央領導同志反復發出這樣的告誡。2007年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大力倡導八個方面的良好風氣，其中之一就是“生活正派、情趣健康”，也就是要“講操守，重品行，注重培養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胡錦濤總書記的話高度概括，將“生活正派、情趣健康”這八個字闡釋得非常透辟。
對于領導干部，尤其是年輕干部，不僅有思想政治要求，工作能力要求，而且還要有生活作風和生活情趣方面的要求。或者說，一個合格的領導干部，必須是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人。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首先，領導干部是為人楷模的，不一定“學為人師”，但必須“行為世范”，否則就當不好領導。有很多古語都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比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再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民間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俗語其實也是講的這個道理。
其次，領導干部生活不正派、情趣不健康，那是很危險的事。說“危險”，一是對他本人很危險，極易滑向腐敗墮落的深淵，這樣的案例不少；二是對一個單位或者一個地區也很危險，很難想象一個生活不正派、情趣不健康的領導干部能夠干好本職工作，管好一個單位，造福一方百姓。
綜觀那些犯事兒的領導干部，有好色的，有好玩的，有好賭的，有兼而有之的。這些“喜好”的背后，幾乎都與貪污受賄聯系在一起。可以說，領導干部變質，很多是從“生活不正派、情趣不健康”開始的。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幫那些出事的領導干部總結出一條教訓：交友不慎。筆者以為，這話僅僅說對了一半，仔細琢磨，其實有失公允。因為“交友不慎”隱含著這樣的意思：是“友”把那些領導干部拖下水的。但常言說得好，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手上有權的領導干部那么多，想“叮”上去的“蒼蠅”不是一個兩個，為什么就那么少數人“中招”了呢？可見，打鐵還需自身硬。自己走得端、行得正，就不會被拉下水。
當然，慎重交友，無疑是領導干部必須遵從的一條要律。領導干部要多交群眾朋友，對于那些有求于你、看中你手中那點權力的所謂朋友，最好還是敬而遠之。古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說，還有“近君子，遠小人”的告誡，老是和“小人”那么熱乎，最后自己也不知不覺變成了“小人”甚至罪人。
“生活正派、情趣健康”更多的是八小時之外、工作圈之外的事情，或者說是生活圈、交際圈的范疇。正因為是“圈外”，所以是監督最大、最難的環節。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固然要靠自律，但是還不夠，必須要有他律。有的地方提出，把領導干部的生活圈、交際圈納入監督范疇，這是對的，筆者想強調的是，除了體制內的監督外，還應當充分發動群眾，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輿論監督對于生活圈、交際圈可能更具約束力。
筆者想到這樣一段很“群眾”的語言，認為它是對“生活正派、情趣健康”最直白但也最形象的一種表述：領導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嘴”，不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管好自己的“手”，不貪不占，不拿公家錢物；管好自己的“腿”，不該去的地方堅決不去。想一想，是不是很有道理？
喜看中部東部快速拉近
2009年04月01日 顧兆農
4月1日起，中部重鎮武漢，與東部要地南京、上海之間，動車組正式開行了！從此，武漢至南京、上海的車程，分別只要2小時50分和4小時45分。這幾乎是一次革命，是一次質的飛躍，不僅成倍數地提高了列車運行的速度，大幅度縮短了列車運行的時間，而且極大地改善了乘車環境。為什么要“好”字當頭？因為“好”，所以才“快”；“好”不了，最終也一定“快”不了。歷史告訴我們，前天的蒸汽機時代，人類實現的是“從無到有”的夢想；昨天的內燃機時代，完成了“從有到好”的邁進；今天的動車組時代，則是一次“從好到優”的飛躍！
想當年，中部因為距沿海較遠，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失去了一些發展機會，特別是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機遇。反之，東部的一些地區，因地處沿海而獲得發展先機。中部和東部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差距，一定意義上，是由于這種時空差距造成的。于是，中部之憂，東部之優，似乎成為一種思維定式。
然而，隨著中東部之間動車組的開行，今天和昨天，兩個地區之間的時空概念，完全不是先前那回事了。因為，昨天的“很慢”，變成了今天的“很快”，所以，昨天的“很遠”，變成了今天的“很近”。如果說地處中部的同志，昨天因為地域差別，在發展外向型經濟的規模和速度上，小了一點，慢了幾拍，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今天則沒有太多的理由抱怨地域之別帶來的機會不均。反之，像武漢這樣的中部特大城市，科教優勢顯著，經濟基礎雄厚，還有勞動力和相關生產要素價格相對低廉的優勢，特別是現在，又有了與東部城市之間的快速通道，沒有理由不在中部率先崛起，沒有理由不把自己的眼光向東看齊。
中東部快速通道打通之后，兩個地區的快速拉近與融合，同樣讓東部地區受益。東部地區更有理由，把這些處于快速通道上的中部城市作為自己經濟發展的腹地，向這些地區進行產業延伸和轉移，謀求更大的市場空間。
可以預見到的是，未來利用節假日到南京和上海等地游玩的中部地區的群眾，一定會越來越多。特別令人欣喜的是，在這個中東部重要城市的快速通道上，湖北著名的“將軍之鄉”紅安、麻城等革命老區，也被鏈接上了。這必然會給這些還比較落后的地區，帶來巨大的變化。
這條中東部的快速通道，是國家規劃建設中的東西向大動脈的一個組成部門，目前，它正在向西部延伸，不久的將來還將鏈接上西部的許多市縣，那時，中國將變得越來越“小”，既有的空間概念，必將大大地改變。
時空距離，地區差別，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中西部地區也有經濟的高地，東部沿海地區也有經濟的洼地。善用時空之優，但不唯時空之優（憂）。善謀事者，到哪里都能成事；不會賺錢的，在哪里都發不了財。因為，謀事最終還得靠人。
我們該“重點保護”什么
2009年04月02日 郁 曉
近日，一些媒體報道了河南民權大沙河砷污染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事件中，造成污染的企業成城化工有限公司是受到“重點保護”的企業，不經縣里批準，所有執法部門都不準到企業檢查。這是造成大沙河砷污染的一個重要原因。
近幾年，一些地方為了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來投資，對有發展潛力、貢獻大的企業予以“重點保護”。但是，許多時候，這種臨時性的保護措施，不僅沒有改善當地投資經營環境，反而給社會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像造成砷污染的這家企業，每年僅給民權縣財政貢獻上百萬元，而治理污染的投入已高達數千萬元。這些巨額損失往往要讓社會來埋單。
有“重點保護”的企業，自然就有“少保護”或“不保護”的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是明顯的不公平待遇，可能會造成未受保護企業遭受更沉重的負擔和干擾，增加更多經營之外的成本。該辦的事情辦不成，不該收的費用也要交。這幾乎相當于默認一些政府部門對未保護企業的違法行政行為。
而有些受到“重點保護”的企業，不僅擁有特殊待遇，還可能會超越于法律監管之外，進而損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近幾年發生的一些礦難、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事件，不少都發生在“重點保護”企業。
因此，保護是對合法經營企業的保護，是依法的保護。目的是讓企業的合法經營不受亂收費、亂攤派等行為的滋擾，保證企業在較為寬松的環境下生產和經營，而不是一進入“重點保護”范圍，就能凌駕于法律法規、社會道德之上，可以污染環境、破壞資源、違章開采、偷稅漏稅、欺詐消費者等，而不受懲罰；保護應當是對所有企業的保護，而不是局限于一些納稅大戶，漠視更多的中小企業利益，這是對市場環境的破壞；保護是對整個投資環境、經營環境的保護，是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是讓所有守法的企業和個人都不受干擾。不是僅僅保護了一些企業就萬事大吉了。
應當承認，目前許多地方投資環境、經營環境不盡如人意，各種亂檢查、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等屢禁不止，給企業增加了不少額外經營負擔。但解決這一問題，僅僅依靠對一些企業“重點保護”無異于舍本逐末。近幾年，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中，一些地方已經對“重點保護”企業主動摘牌。但仍有一些地方以推行此類政策為政績，以掛牌保護為工作抓手。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也是法制經濟。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尤其需要規范政府行為，轉變政府職能，減少一些審批，減少一些干預，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讓所有的企業，所有的經營行為都能一視同仁地受到保護，同時受到監管。不能為了一時的財政收入就背離科學發展觀，更不能為了一時的發展就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是政府工作的職責所在，也是改革的當務之急。
從南充就“城管執法引起聚集”事件致函人民網說起
2009年04月02日 李德民
3月31日，四川南充發生了一起突發事件，事件由城管執法人員同店主矛盾引起。多家媒體及時予以報道，社會頗為關注。
4月1日，四川省南充市對外宣傳辦公室致函人民網，就城管執法引起的群眾聚集事件予以答復。答復中說：３月３１日下午，四川省南充市順慶區城管執法分局在取締該區紅花街占道經營攤位的過程中，遭到店主的阻撓，店主與城管執法人員發生抓扯，引起不明真相群眾的圍觀。當時正值下班之際，一度影響五星花園地段交通。
答復中說，事情發生后，南充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當天晚上和次日早上，市委、市政府領導主持召開會議，研究妥善處理的措施辦法，責成城管執法部門進行認真總結，舉一反三，堅持以人為本，進一步提高城管執法水平，增強城管執法能力。及時公布事實真相，澄清有關城管執法人員打學生等謠言。相關部門于當天下午將程艷輝夫婦送南充市中心醫院作全面檢查，無任何內傷和外傷。
答復中還說，截至當日23時左右，圍觀和休閑的市民全部散去，現場無任何打砸搶燒行為和人員受傷等事件發生。城市秩序恢復正常。
南充外宣辦的答復主動而又及時，積極而又理性。讀者從南充的答復中至少可以獲得三條有價值的信息，一是南充確實發生了突發事件，一場由城管執法和店主抓扯引發的事件，交通一度堵塞；二是在事件中沒有發生打砸搶燒行為，還澄清了城管執法人員打學生的謠言；三是表明了市委、市政府的態度，堅持以人為本，進一步提高城管的執法水平。
南充的突發事件猝不及防，說來就來，新聞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緊鑼密鼓及時跟進，當地外宣機關聞風而動，配合媒體，引導輿論，積極而又理性地說清真相，表明態度，事情辦得可圈可點。南充事件看來已經平息，接著是善后工作和總結經驗教訓。
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在我們這樣矛盾錯綜復雜的社會，在我們這樣風起云涌的改革開放時代，像南充這樣的突發事件，在別的地方也有可能發生。這就是所謂矛盾無時不有，矛盾無處不在。我們的國家、社會和時代，是在正確處理這形形色色的矛盾中一步一步向前發展。這是個社會問題，也是個哲學問題，更是一個促進經濟、政治和社會科學發展的大問題。
從南充外宣辦對當地突發事件積極而又理性的態度使人想到，我們今后碰上此類突發事件該抱怎樣的態度？應該說，主要有積極和消極兩種態度。
所謂積極態度，就是像南充外宣辦那樣，沒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在突發事件面前，有自信心，有責任感，光明正大，開誠布公，不捂住，不藏住，及時發布，客觀評價。真相公布了，也就不怕捕風捉影，胡編亂造了。要相信群眾自有公論，也要相信媒體不會無事生非，只會客觀報道，公正評論，只幫忙，不添亂。
所謂消極態度，就是前怕狼，后怕虎，在突發事件面前，“足將進而趔趄，口將言而囁嚅”，總想捂住、藏住，抱“鴕鳥態度”。他們既不相信群眾，也不相信領導，更不相信媒體，面對輿論顫顫巍巍。他們忘了，今日信息何等靈通？媒體何等發達？人們又何等耳聰目明？什么突發事件都是捂不住、藏不住的。被動不如主動，消極不如積極，這方面教訓深刻。
從南充外宣辦的態度，還使人看到，我們的宣傳部門和領導機關在應對突發事件時，很會同媒體打交道，也很善于發揮媒體的輿論引導作用。這表明，宣傳水平正在提高，執政水平正在提高；水平提高了，許多難辦的事也就好辦多了。
習近平要求年輕干部“思想純潔”的標準有多高
2009年04月02日 姜泓冰
幾天前，在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剛剛給年輕干部設了一道道德修養方面的標準。這標準的第一條，就是“思想純潔、品行端正的示范者”。
“思想純潔”，這樣的說法，實在有點兒久違了。
近些年來，我們甚至都不太敢把這類詞語輕易地用在“80后”、“90后”的青年和少年人身上了。信息爆炸、網絡傳播的時代里，很多孩子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以往只有在成年之后才會逐漸懂得的人生與社會認知，尤其是那些原本潛流于淺表現象之下的混雜或低俗部分。他們的復雜和早熟，讓“純潔”似乎也落了伍。
“60后”“70后”不過是從飽受議論的“80后”延伸出的一種代際概念，并不代表什么。在整個社會中，他們已當社會中流，除了回憶懷舊外，也很少被當成“現象”來關注。但眼下，在中國的政壇，他們正是“年輕干部”的主力，其群體特性值得關心和研究。不少人注意到，越來越多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人，正在進入中國政府的決策層，擔任省部級以上干部；而在省處級以下的官員中，“70后”、甚至“80后”已如雨后春筍般成批涌現。
干部隊伍的新老交替，一如后浪之推動前浪。一代人成長壯大，登上歷史舞臺，擔當起社會重任，是不可阻擋也永無止息的自然變化。我們能做的，就是在下一代人蹣跚學步、牙牙學語和第一次用自己的頭腦獨立思索之時，給他們以最及時最切實的指引和輔導。
拿什么來衡量人的品性高下，拿什么當作選定年輕后備干部隊伍的標準，至關重要。
這標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時代整個社會發展程度和道德價值取向的體現。我們這個民族，有過多年生活上貧窮困窘卻保持了精神上的孤高清潔的經歷，但在隨之而起的改革開放大潮里，在一些地區，物質化的追逐和滿足幾乎占據了主導地位。“純潔”的品性標準仍存在于理想境界中，落腳于現實的人生和思想里，卻日漸稀罕。
對于選拔干部，用了很多年的標準似乎是“德才兼備”。才，容易明白也易于考核，更是生于60年代之后、受過完整而較高教育的年輕干部們的長項。德，卻是難于量化也難于短時摸清的——只要看一看，以往破獲的貪腐案件中，有多少人一面在會議上義正辭嚴反腐倡廉，一面在私下大肆貪贓枉法，就能知道俗語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有多么透徹。
除了在革命初起的少年中國時代里，我們實在已很少再用“思想純潔”為標準，來贊美一個人，來要求為官從政的年輕人。
隨著反腐工作深入展開，大案要案不斷出現，讓人真切地體會到，沒有來自內在的強大理想信念支持，沒有良好的道德修養和人格支撐，僅靠外在火眼金睛的選拔和監督，很難根治干部隊伍的腐敗。
“純潔”，于孩童是天生自然，于道德體系混雜年代里長大的成年人，卻是至高的精神標準。它意味著，能夠直面世界和人生的復雜際遇變化，能正確對待權力、地位和利益，不僅以物質、功利判斷輕重，而能自覺抵制某些不良趣味甚至是社會潮流誘惑，保持端正的品行和堅定大氣的追求。惟有從青年時代起便獲得良好的精神指引和幫助，這樣發自內心的健康、正直成長才更有可能。也惟有思想純潔、品行端方、心系天下的人，用權行事，才能不賴外在監管，而是如孔子所理想的，“從心所欲不逾矩”。
“取消公祭”背后的民生關懷
2009年04月03日 肖 華
因災后重建任務十分繁重，甘肅省政府近日決定，暫停舉辦2009年甘肅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動。經組委會研究，除原定的公祭大典，節會其他的文化、旅游、商務等活動繼續舉辦，各承辦單位要制定具體實施方案，落實責任，組織實施。
同樣因“全市干部不分晝夜進行災后重建”，都江堰市將停辦已經連續舉辦19年的都江堰清明放水節，全市將全力進行災后重建工作，發揚抗震救災精神來共克時艱，解決民生問題。
公祭的主要目的就是弘揚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因此，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舉行一些適當的公祭活動無可厚非。但一些地方把公祭辦成“燒錢”活動，動不動就是投入上億元、幾億元，與此同時，還有群眾生活困難，這樣的公祭既失去其原來承載的意義，也因為漠視民生廣受詬病。
清明臨近，國人有慎終追遠的傳統，同樣有勤儉節約的美德，節儉祭祀應當成為中華祭祀文化的主流方向。祭祀祖先，重要的是精神層面上讓人達到平衡，得到安慰。公祭，是需要真正用心祭祀，而不是僅僅用錢和儀式祭祀。
今年我們國家保增長促發展的壓力很大，為此國家要求各級黨政機關厲行節約不能鋪張。雖然公祭活動花錢不屬于黨政機關方面的開支，但是公祭大多數花的是財政的錢，公祭活動也是由政府主導的。因此政府的導向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如何把“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同弘揚傳統文化的公祭活動結合起來，值得思考。
從這個角度看，甘肅省暫停舉辦已連續舉辦19屆的公祭伏羲大典活動，都江堰市停辦連續舉辦19年的都江堰清明放水節，很有現實意義。其實，公祭不應當僅僅停留在公祭的儀式層面，還應當和國計民生緊密聯系起來。經濟“寒流”來襲，政府過“緊日子”，對公祭活動也應節儉，把錢花在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只有這樣，公祭文化才能深入人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同。
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在災區重建的重任面前，暫停舉辦公祭其實也是一種紀念方式。這樣做，并不代表祭祀文化的暫停和終止，而是用另一種形式讓文化傳承、讓情感延續。在很多人的心里，這一年的伏羲公祭并沒有暫停，或許過很多年，我們會想起這一次耐人尋味的“暫停”，想起為了災區重建而取消的公祭。這樣的“暫停”，不僅彰顯了我們這個時代以人為本的民生關懷，也有助于提高人們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認同感。
"最牛公務員"，你憑什么就這么"牛"？
2009年04月04日 王比學
據新華社記者報道，近日，重慶市奉節縣吐祥鎮黨政辦公室主任雷清平在上班時間參加取保候審人員劉書秦的壽宴，被舉報后聲稱不怕“曝光”，“最多也就有個處分了不起，不會解除我的公務員身份”。他的這些言行成為近期社會關注的熱點，雷清平本人也在網上被稱為“最牛公務員”。此事發生后，雷清平不僅沒有歉意，還放言要找舉報人的麻煩，嚇得舉報人連家都不敢回了。
報道稱， 村民“真沒想到會在監督干部的過程中受到威脅。” 作為負責人，吐祥鎮黨委書記全術拒絕了記者當面采訪的要求。他只在電話中告訴記者：“我不清楚雷清平上班時間參加壽宴的事情，你們可以去調查嘛。”當記者追問鎮政府是否會對此事進行核查時，全術說：“不清楚。”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鎮領導在包容和放任雷清平。正是由于鎮領導的包容和放任，對雷清平這樣的公務員缺乏監督和教育，才導致雷清平可以在上班時間不請假外出為朋友辦生日宴，且盛氣凌人。
“最牛公務員”咋這么“牛”？一是這樣的人本身素質就不高，二是在他看來，犯點小錯，只要不觸犯刑律，就不會丟了公務員這只“鐵飯碗”。
我國《公務員法》第12條關于公務員應履行的義務中有一條“模范遵守社會公德”的規定，按此規定，“最牛公務員”根本就不符合國家公務員標準。奇怪的是這樣的人竟然還當上了黨政干部。
《公務員法》第83條明確規定：不履行公務員義務，不遵守公務員紀律，經教育仍無轉變，不適合繼續在機關工作，又不宜給予開除處分的應予以辭退。
盡管《公務員法》規定得很明確，但在個別地方卻大打折扣，常常以處分代替辭退，一旦進入到公務員這個圈內，就很難被清除出去。
“最牛公務員”為什么不怕記者？因為記者撤不了他的職，他當然不怕了。我想，如果某些公務員一旦行為“出格”被媒體曝光，“鐵飯碗”就有可能丟掉的話，再“牛”的公務員自然也就“牛”不起來了。
因此，只有嚴格執法公務員問責、退出機制，讓公務員能者上、庸者下，才能打破“鐵飯碗”，從而提高公務員隊伍素質。
《公務員法》第53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壓制批評，打擊報復”。可“最牛公務員”面對群眾舉報，放言要找舉報人全家麻煩，結果是嚇得舉報人連家也不敢回。
依法保護舉報人的合法權益，這是一個老話題。盡管早在199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就發布了《關于保護公民舉報權利的規定》， 但這些年舉報人還是屢遭迫害，為什么？就是因為《關于保護公民舉報權利的規定》在某些地方形同廢紙一張，根本得不到執行。
本文行將截稿時，又傳來新華社消息，目前，奉節縣委已組織聯合調查組對此事進行調查。調查組將根據調查內容發布調查結果，就此事件作出處理。
但愿調查組能及時將調查結果公布于眾，給百姓一個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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