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設群眾工作機構之利
鄭言
我國處于矛盾凸顯期與戰略機遇期并存的特征愈來愈突出，群體性事件多發，維護社會穩定的壓力空前加大。大量社會矛盾之所以不能化解在基層和萌芽狀態，主要原因當屬群眾工作的薄弱。
近年來，忽視群眾工作、不愿做群眾工作、不會做群眾工作的現象在各級機關中普遍存在，相當一部分干部脫離群眾、不密切聯系群眾，天天圍著老板轉，對上負責不對群眾負責。
面對上述嚴峻形勢，一些地區開始了以成立群眾工作專職機構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的探索。自2005年至今，全國已有12個省市自治區的51個市468個縣（市、區）成立了專門的群眾工作機構，機構名稱為群眾工作部、群眾工作局或群眾工作辦公室等。專設群眾工作機構的市縣，既有東部地區，又有中西部地區，也有民族地區和直轄市，在地域上具有代表性；而從時間上看，長達5年的探索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和成效。
以事實觀之，大致成效有四：一是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化解當地社會矛盾的力度、改變了信訪工作被動局面；二是促進了基層工作作風轉變、密切了干群關系；三是促進了群眾工作方式方法創新；四是促進地方政府提高政策制定和執行水平從而提升政府公信力。
而伴隨著經驗和成效，一些體制機制上的障礙也隨之出現。比如，有個大省最早在全省市縣兩級成立了群眾工作部，后來全省進京信訪量從全國排名前列下降了20多位次，但在最近的機構改革中卻因沒有編制又由群眾工作部改為信訪局。
此外，一些地方的群眾工作專職機構在實踐中也遇到了與其他黨政部門、人民團體協調不暢的問題等。
群眾工作不可能由一個機構單獨包辦，需要在更深層次、更大范圍進行深化探索；建立群眾工作的合力體制和機制，既要發揮基層黨組織做群眾工作的基礎作用，又要整合群眾專職機構和黨委組織部、工青婦團、人大、政協、民主黨派、行業協會、其他民間組織等各種社會資源，有效做好群眾工作。
堅持群眾路線是做好群眾工作的唯一途徑和方法。因此，對于類似“群眾工作部”這樣已初見成效的探索，應以支持鼓勵的態度，因地制宜幫助這種發展中的群眾工作機構解決實際問題，理順體制機制障礙。
現在群眾反映的各種問題，大多發生在基層，最終也要依靠基層，依靠細致扎實的群眾工作來解決。不管是否專設群眾工作機構，各級領導干部的精力、人財物的投入，都應更多放在強化基層組織建設和群眾工作上來，確保有人干事、有錢辦事，把矛盾化解在當地，把問題解決在基層。
尊嚴的底線是安全
湯耀國
“要讓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溫總理這句話感動了無數國人。每一個美好愿景都折射出現實的尷尬。近幾月事故頻發更“透露”一個潛藏的信息：許多國人現在不是尊嚴多少的問題，而是在與尊嚴的最底線作斗爭，要擔心生命的安全。
煤礦事故的報道現在已頗有令人麻木的跡象，盡管“新聞效益”已不高，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河南新密、山西原平、內蒙古駱駝山……仍然有非法采掘，仍然有疏忽大意，仍然有虛報瞞報。
不知是報道得多了，還是確實發生得多了：上海、哈爾濱、武漢……天然氣爆炸一起接一起，有的同一地方連續發生。
以前是出行不便，現在是出行危險：高速公路、城市街道、農村道路……給人一個感覺：有車的地方，就有交通事故。
大旱消息從西南傳來，大雪消息從北方傳來，大滑坡消息從有山有陵的地方傳來：有人亡，有人傷，有人“奇跡生還”。總是說奮力營救，總是歸咎于自然條件。
人們在享受高速發展的利益與樂趣的同時，也要承擔“脫軌”的風險。有人說，這是發展中不可避免、難以避免的問題，唯有進一步發展才能解決之。有的還抬出所謂“大局”或“長遠”的大旗，論而斷之，堂而皇之。事后一看，基本都是赤裸裸的利益。看得多了，那些被綁架的“神圣”光環也就消解了。
獲益并容忍一定風險，無可厚非，可怕的是利益與風險不匹配，分擔不對稱。有人獲得了大量好處，有人卻以最起碼的人權——生命權博取生存。生命只有一次，沒有利滾利的機會。
事發并曝光后，有人被罰款、被唾罵，或許也有人被警告、被撤職。但鮮見被罰得傾家蕩產，被罵得無顏面世，鮮見永不錄用，入刑坐牢。“痛心悔改”或“責令整改”，在公眾看來不大可靠，也難以當真。有人戲言，“官商兩界多財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部分公眾的心聲。
其實也可知，君不見事故再三低級重復。并且，以前是年底多聞事故，因趕進度之故，或許也有“成績”總結之需。現在看來，幾無“規律”可循，四處點火，隨時燎原。看似瘋狀，其實經過精明的計算。
對生命的漠視，有“價值觀”的問題，但茲事太虛，略去不表。實實在在的是某些利益與權力的野蠻與傲慢。有時它們也作低調狀，搞“危機公關”，骨子里并沒當成大不了的事。再三重復，證明非誅心之論。
當生命可以被估價，并且是廉價，“更有尊嚴”就只能算遠期目標。守住尊嚴的底線，尚待時下努力。
“灰色收入”被刪之后
呂志強
目前，社會輿論對“灰色收入”最大的情緒在于，公職人員群體是“灰色收入”的“重災區”。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堅決打擊取締非法收入，規范灰色收入”改為“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當輿論對此爭議時，也要想到，倘若不刪“規范灰色收入”，也令人憂慮。這是因為“灰色收入”一旦“規范”，就“認可”、就“合法”，久而久之難免泛濫成災。
從這個視角看，《政府工作報告》最終將“規范灰色收入”刪掉，也是審慎考慮之舉。不過，“灰色收入”被刪后，不等于對“灰色收入”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目前，社會輿論對“灰色收入”最大的情緒在于，公職人員群體是“灰色收入”的“重災區”。
現實中，公職人員的“灰色收入”名目繁多，被歸納的大約有紅包、回扣、出場費、“講課費”、公關費、超標準福利等，存在于合法和非法之間，實質上是寄生在合法的工資、獎金、福利待遇以外，既無合法性，也沒有法規明令禁止的隱性收入。
在公職人員中長期形成的又較為復雜的“灰色收入”，決不會因為一時被“不承認”而自行消失。相反，很可能使剛引起政府警覺的“灰色收入”，因為此舉又被忽視：對于熱衷于“灰色收入”的公職人員，尤其是當“灰色收入”演變為貪官的“專利”后，這等于避免了“灰色收入”曬陽光，使之更加肆無忌憚；對于那些預感到政府早晚是要治理“灰色收入”的公職人員，可能會加緊運作，甚至巧立名目，使“灰色收入”披上合法“外衣”，掩蓋其“灰色”的實質……
這必然損害國家稅收，甚至演變成腐敗的溫床，其后果是拉大收入差距、“蛋糕”分配嚴重不公、滋生腐敗、影響社會和諧。基于此，《政府工作報告》中將“規范灰色收入”刪掉，只是第一步，還必須對事實存在的“灰色收入”加大整頓和治理力度。
鑒于“灰色收入”的財源大多與各級政府和部門甚至國企的“小金庫”相牽連，應當像清理“小金庫”那樣治理“灰色收入”，先斷其財源，從源頭抓起。尤其要明確公職人員收入的合法與非法之分，嚴格財產申報中的“不明來源財產”的申報，加大對公職人員“不明來源財產”的法律懲罰力度。
同時，結合廉政建設、財產申報等，對公職人員“灰色收入”開展專項整治，要認真對照《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等一系列規章制度，進行自查，發動群眾舉報和上級專項檢查，如發現黨員領導干部違規收受禮金、有價證券和貴重物品不按規定登記、上交的，一律依紀依法追究。
"妖魔化"人民幣匯率:兩點"理由"都經不起推敲
隨著11月的中期選舉逐漸臨近，美國政界接連對人民幣發起凌厲攻勢。3月15日，130位美國國會議員聯名致信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和商務部長駱家輝，要求將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并對中國“進行回擊”。第二天，美國國會議員又公布一項匯率議案，再次劍指人民幣。
由130位國會議員聯名簽署的信件言辭夸張并帶有挑釁意味。信中提出的所謂回擊中國的“理由”有兩點，一是人民幣以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導致美中貿易逆差進一步惡化；二是解決中美貿易問題是保護美國企業和工人，推進美國經濟實現強勁復蘇的需要。
這兩點“理由”都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全球化下雙方的產業分工和貿易結構；相當一部分在中國外國企業包括美國企業生產的產品都被統計為中國的出口；以及美國自身在高科技產品方面限制對中國出口等。罔顧事實將人民幣作為中美經貿問題的“替罪羊”，只能顯示出美國政客別有用心。
其次，事實已經證明，人民幣升值無助解決中美貿易逆差的問題，也不見得能為美國增加就業。2005年中國開始匯改，到現在人民幣的幣值對美元升值21%，但同期中國貿易順差仍在增長。而由于中國對美出口主要是低附加值的產品，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產品的生產可能會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并不能為美國創造就業。
但美國方面仍一再“妖魔化”人民幣，由此可以看出，就此次金融危機，美國還是不能從自身找原因，不從調整和改革自身的經濟結構入手，卻企圖再用干涉他國匯率這樣的“拿手好戲”作為實現本國經濟復蘇和獲得政治選票的“捷徑”。這樣的做法既蠻橫無理，也得不償失，并不是真正對美國民眾、企業和經濟負責。
如何應對中國“操縱匯率”問題，竟然被稱作是“重建美國經濟體系，完善未來金融危機防御戰略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需要提醒美國議員們的是，此次金融危機正是發端于美國并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蔓延為一場百年不遇的世界性危機。美國經濟體系滋生危機“病毒”，根源和出路究竟在哪里？這值得議員們首先深思。
危機使得當前的世界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各國的當務之急仍是攜手合作、共克時艱。在這樣的情況下，完全從本國利益出發，對人民幣施壓，不僅不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也不利于中國國內的經濟。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3月16日發表的一篇報告就指出，一些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做法沒有考慮中國的穩定及其對地區和世界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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