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平安需多策并舉
鄭言
3月23日7時許，福建省南平市實驗小學門口，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砍刀行兇，釀成13名小學生死傷的慘劇。
流血死人的慘劇使觀者淚下，接連發生的校園悲劇更讓大眾憂心如焚。學校不僅僅是傳授知識的搖籃，更應該是學生健康平安成長的樂園。如何讓校園成為一片安寧樂土，讓無辜的孩子不再受到傷害？
面對慘案，追問和反思隨之而來：
其一，學校能否從首先為孩子考慮的角度出發，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
媒體報道，南平實驗小學7點40分開始上課，七點半才打開校門。這樣的規定，必然造成校門前聚集大量學生等待入校。而狹窄區域內大量學生聚集，即便沒有發生流血死亡事件，依然存在諸多隱患：清晨交通高峰車水馬龍，如何保證學生安全？雨雪風沙等惡劣天氣，應如何處理？……
目前有類似規定的學校不在少數。并非要指責校方，而是希望眾多學校能夠以安全第一的理念，多一點變通，從實際出發靈活處理，更多地擔負保護孩子們身心健康的責任。
其次，校園及其周邊治安仍需各部門合力落實。
慘案發生后有專家指出，應通過安全教育，提高中小學生的自我保護、安全防衛的知識和能力，可有效避免意外傷害事故。對于高年級學生來說，這確實會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對于低年級學生來說，卻并非如此。此次慘案中，最大的遇難者不過13歲，最小的才剛剛入學，都是年幼者，很難規避危險與威脅。
因此，保障校園安全的關鍵點，還在于社會、學校、家人攜手，為他們編織一張安全保護網。近年來，中央綜治部門以及教育、公安、文化等多個部門都結合自身特點，在打擊各類涉校違法犯罪活動、取締“黑網吧”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今后更應當安全警鐘長鳴，安全保衛工作細之又細。
其三，校園治安整治關口應前移，力求消除社會隱患，避免報復社會的惡性事件發生。
南平慘案和近半年來吉林、上海等地發生的劫持人質事件有著類似之處。在社會轉型期，在復雜多變的生存環境中，一些人員或因為家庭的不健全不幸福，或因為內外壓力交織，往往采取危及他人生命的極端手段、發泄私憤，一些無特定對象的報復社會案件頻發。
有關部門應抓緊對類似人員的數量、心理狀況、生存狀態進行專項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依托社區等基層組織和心理衛生干預機構，通過心理救助、經濟幫扶等方式，幫助他們走出心理陰影，回歸身心健康，從而從根本上消減社會安全隱患。
需除水法律之“旱”
尚前名
3月22日是第18屆“世界水日”，當周又是第23屆“中國水周”，然而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讓國人對這樣一個日子的意義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數千萬人飲水困難，糧食歉收幾成定局，生產企業減產停產……除去對天氣的“埋怨”，更對中國水資源保護的現狀提出了嚴厲警示。
“水是生命之源，是生存之本，是生態之魂”，但中國的“水情”卻難以讓人寬慰：人均淡水擁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國660座城市中有400多座缺水，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供水不足；水資源分布極不均衡，北方淡水資源只有南方水資源的四分之一。此外，水資源污染和水土流失等問題也十分突出，水資源緊缺已成為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嚴峻考驗。
“如果還不珍惜，最后一滴水將與血液等價”。如今，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正在快速提升，對水資源的保護和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更加嚴格地依法保護水資源、更加合理地依法利用水資源，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一道無法回避的難題。現有的無償、低價、不科學、不合理甚至嚴重浪費水資源的現象不能再繼續下去。
面對此種情形，道理不辯自明，保護水資源本應是國人義不容辭的義務，但在現實中似乎并未讓人感受到這樣的緊迫感。在我們身邊，浪費水資源、破壞水資源的現象屢見不鮮。不信且看，一方面，水資源受污染的事件時有發生，工業“三廢”和生活廢水對水資源的污染在有的地方仍在加劇，更談不上根本扭轉。海河、遼河、淮河、黃河、松花江、長江和珠江7大江河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另一方面，日常的生產生活中不合理利用，甚至浪費水資源的現象依然嚴重，尤其是各種奢侈性設施對水資源的消耗更加讓人痛心。比如，北京僅各種洗浴中心一年就用掉數個昆明湖的水；再如，要養護全國各地的高爾夫球場所需的用水量也十分驚人。
在依法治國的當代中國，對資源的保護和利用自然得靠法律。然而諸多的事實已經證明，當今中國在水資源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仍顯單薄，現有的法律法規難以真正增強生活中節約水資源的意識、難以真正改變生產中浪費水資源的習慣、難以真正遏制現實中污染水資源的現象。因此，制定出更加科學細致、更具有操作性和約束力的法律法規，從樹立節水意識、合理開發利用、減少資源浪費、加強污染防治等諸多方面入手，依法規范和約束引導生產生活中的用水觀念和行為，已經刻不容緩。
滿足公民知情權是為官底線
王金濤
近日，在媒體記者面前一問“十不知”的新密市安監局局長王瑞林被免職。有意思的是，新密市政府還特別澄清，王被免職的主要原因是煤礦安全監管不力，和“十不知”沒有直接關系。
“十不知”顯示了王瑞林對公民知情權的冒犯和漠視。而新密市官方的澄清，無疑表明公民知情權在官員們眼里，是一個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的擺設。即使“二十不知”、“三十不知”，都算不得違規違紀，撞不到免職的紅線。
確有一些官員已經把冒犯知情權當成了家常便飯，卻沒有一個人因此而下課丟官。既然不用付出多少政治代價，不少官員當然就把公民知情權看得“輕如鴻毛”，高興了就對媒體說幾句，不高興了輕則不理睬記者，重則橫眉立目、羞辱記者。
知情權果真無足輕重、不足掛齒嗎？其實不然。掌握公權力的政府需要人民群眾的監督，而知情權是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也是老百姓監督政府的重要前提。溫家寶總理說，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監督政府。但如果沒有知情權，老百姓就不可能有效監督政府，那又何談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具備大眾傳播功能的媒體，有一項重要使命就是落實知情權，全面準確客觀地報道政府的所作所為，讓百姓明政務之巨細，解問題之深淺，辨傳言之真假，知事態之緩急，使政府的運作程序完全透明化、公開化。如果政府官員刻意向媒體隱瞞什么，無疑就冒犯了公民知情權。
面對記者，冒犯知情權的表達方式雖不盡相同，但目的很明確，那就是“不告訴你”和“我憑什么告訴你”。除了“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無可奉告”等常見用語，官員的另一種用語往往是“此事敏感，不便公開”。比如，去年新華社記者就收取路橋費問題采訪重慶市市政管理委員會一位官員時，這位官員就表示：經請示領導，由于此事敏感，不能接受記者采訪。然而，路橋費既然來自廣大車主，就應該讓車主了解路橋費的流向和用途，此事實在讓人感覺不到有多“敏感”。
殊不知，官員在媒體面前敷衍塞責，只能讓人們懷疑這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難以啟齒的真相，有糾結不清的利益，反而引起群眾更多的質疑和反感。
政務公開不應該成為一句空話，何況對于事關群眾根本利益和百姓安危的問題，政府更應該依法辦事，完全公開透明地發布新聞、道明原委和處理問題。政府官員作為人民公仆，辦事透明、不隱瞞事實也應是一個起碼的為官之道，即使自己做錯了，也應該勇于公布真相，接受群眾的監督。
中國進口增加也是必然
馬濤
中國2009年出口躍居世界第一，進口規模在2003年就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三，僅次于美國和德國。近幾個月，由于出口增速遠不及進口，導致1～2月外貿順差下降50.5%，3月上旬已出現逆差。
這一方面是出口并未恢復到危機之前的水平，另一方面則是近期進口的大幅增加。當前國家提出擴大進口，不僅可以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平衡發展，還對全球經濟快速復蘇起到積極作用。
無論是從國際分工還是外部環境的變化來看，后危機時代中國進口貿易發展潛力巨大。首先，外貿快速增長不僅得益于貿易自由化，還與當前產品內國際分工密不可分。簡單來說，產品內分工是一個產品可以按價值鏈分割成多個環節由不同國家專業化生產，此次危機不會使當前的國際分工發生變革。從長期來看，全球化生產格局還是國際生產的主導，中間品貿易依然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
中國是以加工貿易參與國際分工的，這種“兩頭在外”的貿易模式深刻影響著進口。經測算，早在2006年中間品進口就占到進口總額的74.4%，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加工貿易不僅擴大了進口，同時也推動了出口。從長遠看，中國加工貿易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因為沿海地區不少企業屬于外貿加工企業，這種貿易模式會繼續提升我國進口。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利用進口來促進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
其次，危機中穩定的經濟增速更加鞏固了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國民經濟發展則需要進口大量物資和服務。雖然全球經濟遭受重創，但外部市場對中國的依存度依然很高。雙邊貿易數據顯示，即使在危機谷底的2009年第一季度，主要貿易伙伴對華出口依存度并未下降，中國成為日本、韓國等17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出口國，成為馬來西亞、秘魯等10個國家和地區的第二大出口國，成為美國、加拿大等16個國家和地區的第三大出口國。
經過金融危機的沖擊，經濟下滑和失業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民眾的生活方式，2009年5月美國民眾儲蓄率提高到6.9%，說明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逐漸改變。美國國內消費能力的下降，也意味著其國內產能會更加依賴于外部市場。從美國、日本和歐盟27個成員國對華出口比重的變化可以看出，對中國出口依存度是逐年提高的，而且這種趨勢還在不斷擴大。
依照這種趨勢，不管是對高技術產品的進口替代，還是對初級產品的進口需求，今后中國還會繼續擴大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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