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地區，有的基層黨委、政府職能部門在管理公共事務上，近年來對警察的依賴程度增高。在一些城市，警察參與的“聯合執法”越來越多，稍有不慎便容易加劇群眾與地方政府的對立情緒。不少“聯合執法”中總有警察的身影。如治理地下網吧，依法應該由文化稽查部門進行查封、沒收經營設備，但文化稽查部門要求警察到場“聯合執法”；無證經營，依法應該由工商部門予以取締；假冒偽劣產品的地下加工廠，依法應該由質監部門查封取締，也要求警察到場；民政部門進村監督村民委員會選舉，也要帶有警察。
一些社區居民說，在社區看到片警，在馬路上看到巡警，感到很安心。但是像政府部門帶著警察來處理群眾日常經濟生活事務，讓人感覺一些干部把我們老百姓當刁民。
據悉，公安部門對處置警情是有規范的，但實際操作中，對基層黨政領導約束力不強，何時何地處警，往往是基層黨政領導一句話。有的地方，不僅要求警察參與各種各樣的“聯合執法”，凡是有群眾聚集，基層領導也要求處警。這樣不分事件性質地過多處警，不僅不利于事件平息，有時反而會因為警察到場刺激群眾情緒，使事件復雜化。
有關人士認為，有的地方政府在普通行政事務、行政執法上，動輒出動公安“聯合執法”，很容易刺激群眾走到政府的對立面上。在普通群眾的利益矛盾問題上，政府與群眾是兩個平等的民事主體，警察本來應該是中立地維持社會秩序。盡管看起來警察參與“聯合執法”效率高，有助于行政部門快速解決問題，但是，警察過多介入普通行政事務，客觀上助長了職能部門“野蠻執法”，進而影響政府的公眾形象。
有關專家建議，對“聯合執法”的負面效應應該進行客觀全面的評估，對基層現有各種“聯合執法”進行一次清理，并形成有效的處警規范。該“聯合執法”的，要堅決果斷重拳出擊，同時約束基層黨委、政府職能部門，普通行政執法要對群眾多做談判協商、說服教育工作，需要強制執行的，也應該通過法律程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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