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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分100分

時限150分鐘

一、注意事項

1．申論考試是對考生的閱讀理解能力、綜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決問題能力、文字表達能力的綜合測試。

2．參考時限：閱讀材料40分鐘，作答110分鐘。

3．仔細閱讀所給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論要求”依次作答。

二、給定材料

【材料一】

東莞市日前做出決定，從2009年1月1日起，廣東省東莞市將在全市范圍內禁止養豬，理由是由于養豬污染環境嚴重，養豬不經濟。總之，禁止養豬是出于環保和產業調整的需要。

可耐人尋味的是，東莞市經貿局從去年就已經和農業局聯合進行“生豬供莞定點基地”的認定工作，到2008年1月1日，東莞市場上的所有豬肉都從生豬供莞定點基地買進。本地人如果要養豬也必須申報“生豬供莞定點基地”。

國內的養豬價格一路飆升，這固然與整個國民經濟偏熱、物價整體上漲有關，但生豬生產供應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為此國務院《關于促進生豬生產發展，穩定市場供應的意見》明確規定，各城市要在郊區縣建立大型生豬養殖場，保持必要的養豬規模和豬肉供給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農村或整治環境為由禁止和限制生豬飼養，明目張膽地與國家緩解難題背遭而馳，不曉得東莞意欲何為?

“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個響當當的理由。可問題是：根據什么去鼓勵或抑制某種產業的發展。就這個事例來看，東莞市經貿局的做法，反映的并不是政府有多么高明的產業眼光，而是政府的行政倫理缺失，因此，所謂“定點”即使有所謂招標等輔助措施，也很難避免權力尋租、暗箱操作等腐敗行為的發生。

【材料二】

去年12月17日，虞城縣一讀者投訴稱：虞城縣市容管理局為整頓市容，向街頭商販公開銷售“保護傘”、“小推車”，價格分別為130元、300元，買了傘和小推車后，市容管理局就不會再找麻煩了。(12月24日《河南商報》)為了430元，“城管監制”的傘，讓權力變成了個別人、個別部門損害國家和公共利益牟取私利的工具。從中，我們看到的是公共權力使用的任意性，甚至是“流氓化”趨勢，這種權力的異化，嚴重背離公共權力的性質，導致社會公平缺失，帶來行政倫理失范，嚴重危害公眾利益。

公共選擇學派認為，政府本來是執政者與民眾訂約的產物，政府權力在本質上屬于人民。政府一旦形成，其內部官僚集團也會有自己的利益，也是經濟理性人，也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甚至會導致政府的變異，如大量滋生尋租現象，打破了官員無私、自動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學神話。城管監制的“保護傘”就證明了這點。

【材料三】

前些時候，《中國青年報》有評論講到：在某縣法院的中層干部競爭上崗演講會上，競爭者無不以當選后完成若干創收金額為首要保證。該院領導表示，此乃發展“執法產業”需要云云。這種“執法產業”絕非個別現象，在一些地區甚至已成主體產業，除公、檢、法之外，工商、環保、審計、土地等部門也是“執法產業”的大戶，其特征是以案件或行政指標為資源，以執法或行政審批為手段，如公安部門通過內線聚眾賭博以收繳賭資、通過妓女拉客下水以罰款，工商部門拖辦工商登記同時以無證經營為由進行經濟處罰……各顯神通，藉此為機關乃至為地方廣開財路。

現時輿論的焦點都集中在以權謀私的腐敗上，但這種以權謀“公”的腐敗，其實是更壞的腐敗。以權謀私是個人犯罪，有犯罪主體，仍可能懲罰罪人，罰沒臟款；而以權謀“公”卻是集體犯罪，也就是機構犯罪，沒有明確犯罪主體，一般較難受到法律懲治。對于造成政府損失的以權謀私者，政府還可以大開殺戒，但對于只造成人民損失而未造成政府有形損失(在這里，這里的損失是無形的信譽損失)的以權謀“公”者呢?

【材料四】

喧囂一時的陜西“假虎照”事件終于有了官方結論。最新一期《嘹望》新聞周刊發表文章評論近期“假虎照”事件。

文章說：一位大山深處中的農民主演的鬧劇，演變成一起受到廣泛關注的公共事件。偽照突破了三級部門、13名干部的把關，以省級政府主管部門的名義召開新聞發布會予以確認發布，其間，所涉部門無不言之鑿鑿，胸脯拍得山響；更有廳級官員以“烏紗帽”作保，為“紙老虎”的登堂入室推波助瀾。整個事件充分暴露了相關機關和公務人員作風漂浮、紀律渙散、責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識淡薄等突出問題。可以說，該作為的不作為，不該作為的亂作為，在公眾的質疑聲中，政府信用嚴重受損。因此，切實加強政府意識和行政倫理教育，健全政府信用體系，已經顯得十分重要，應盡快列入各級決策者的工作日程，作為政府信用的制度保障。

【材料五】

河南周口市鄲城縣城關鎮起訴縣、市兩級政府，該案被稱為政府“下告上”第一案。

事件被媒體報道后城關鎮政府承受了沒有想到的壓力，經過考慮之后，決定撤訴，現在鎮政府唯一能做的是“只有等待上級的指示或者法院的判決”。“我怕什么，我怕的不是官司的輸贏，而是官場的無形壓力”，鎮黨委書記兼鎮長王向陽表達了這樣的情緒。

有評論者認為，這一案件以訴訟的方式突破了傳統的“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行政倫理，對行政權力體系的“垂直權威”發出了挑戰。但事實上，王向陽不僅未能突破傳統行政倫理，反而深陷其中，陷入了行政倫理選擇的困境：如果贏了官司，他沒有辦法向縣、市級領導交代，沒有辦法向私交不錯的對手交代；如果輸了官司，他則無言面對鎮里的領導干部們，也無法面對成千上萬的普通民眾。總之，贏了官司要下地獄，輸了官司也要下地獄。